老子曰：上善若水

水，以一种流动形态存在，是物种起源的摇篮，却又是如此简单。是的，它很简单，再普通不过的微观粒子，无处不在，轻盈透明。但它并不因为简单就失去了重要性，恰恰相反，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必要条件，正是由于无处不在的水，人类才能过着安乐、舒适的生活。而水的流淌，也关系到了整个民族的命脉与历史，黄河两岸，尼罗河边，印度河畔，都各自哺育了一个古老而富有生命力的民族。水，就是这样，看似柔弱，实则坚韧，聚点滴成波涛，汇大湖而成四海。所以，当它流进春秋的历史长河中时，有了一个被称为“睡在羊背上的人”，在他那本影响后世甚广的《道德经》中写道：上善若水。

也许会有人觉得再简单不过，可是又有几个人能真正做到上善若水呢？水一样的纯净，水一样的澄明，水一样的大智若愚，水一样的源远流长？这样的人必是心性至善至深之人，他能在喧闹中开辟出自己的一席田地，他能在纷扰乱世中找到自己的归隐，他能在流言蜚语中静下自己的耳根，这样的人必是与山为邻，为水为友，出仕则心神俱孤，但仍然超然物外，淡泊宁静。

从古到今，中国人都爱水，孔、孟、老、庄等这些智慧超凡的圣哲，也对“水”情有独钟，我们在他们的著作里时常可以看到与水有关的深思。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庄子也同样把至高无上的道比作水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孔子也站在波涛澎湃的江边感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南怀瑾在谈“水”的时候说：“在这里，我们不谈孔子、庄子，只说老子对水之德的评价。老子刚说完‘上善若水’，又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可见老子在‘上善若水’的大标题下，又总结了水的‘七善’，也就是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曾国藩也曾经说：“天地之道，应刚柔并用，不可有所偏废。”刚，并不是指暴虐，而是指强矫；柔，并不是指卑弱，而是指谦逊退让。在曾国藩的处事之道中，极为推崇刚柔相济。

曾国藩将忍让之道作为他的人生座右铭，表明他赞同为人处世应刚柔相济，并且说明，有时外表的柔，其实是骨子里的刚的不同表现形式。

曾国藩早年供职翰林院，曾悉心研究《易经》，《易经》中“阴阳消长、剐柔相济”的思想对他深有影响，他的“悔硬”、“柔刚”之学便是从《易经》“曰中则昃，月盈则食”中感悟出来的。他为人处世以“悔”、“硬”相勉，“刚”、“柔”相济，是具有很大的人生哲理的。

曾国藩初次带兵打仗时，刀光剑影，杀人如麻，人们称之为“曾剃头”，这是他人性中刚的一面。此后大半生一直与太平军交战，历经磨难，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咸丰四年正月中旬，曾国藩奉命出征，所带水师受到太平军痛击，遭到惨败。曾国藩满心沮丧，心里异常难受、灰心，决定跳水自杀，后被属员章寿麟奋身入水救起。战后，曾国藩回到长沙，遭受世人百般嘲笑，他误以为大势已去，极度悲观之下决心在四月初五又一次自戕，幸而塔齐布的捷报打消了他寻死的念头。曾国藩重新振作，埋头再募兵练兵，准备再次发动攻势。咸丰四年七月初一，湘军水师“总统”褚汝航克复岳州，取得暂时胜利，八月二十三日湘军克复汉阳，曾国藩以为胜利在望。太平军将领翼王石达开力挽狂澜，咸丰四年二月十七日率兵攻克武昌，曾国藩苦战半年打下的城镇得而复失，湘军精锐，溃不成军。曾国藩再次自杀不死，黯然逃回南昌，受尽天下人的冷讽热嘲。

曾国藩历经艰难，在困境中崛起，苦心经营，于“柔”中炼就刚的意志，终于壮志得酬，一举攻克天京，成就一番大“功业”。

老子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这句话中所讲的道理就是要我们谦虚。一个人做任何事都要像山泉溪水一样涓涓而流不休不止，就算它们已经汇成无底的深海，也不会拒绝连绵的细流，永远保持谦虚的心态。

南怀瑾坚信的是自然道理亘古不变。他认为一个人就算再怎么厉害，如果没有人帮他也成不了大事。但水却能容污、容枯草乱叶，我们要像江海一样大度容物。水养万物，却不求回报，而水正是因为不与人争利夺权，所以天下才没有人能比得过它，也没有人能争得过它。这就是水的慈柔之德。

国学话谋略：

冲者，“谦冲”也，就是要我们守虚而不满，从而达到绵绵不绝之意。这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装满水的杯子水容易外溢”的道理是一样的。一个人如果明白“道冲而不盈”的作用，能做到“冲虚不盈”，自然就可以顿挫坚锐，化解种种纷扰。

广开言路，为王可也

《战国策·秦策》中有云：“计听知复逆者，唯王可也……计失而听过，能有国者寡也。”

意思是说，善于听取意见，决定计谋，预知未来事变的人，即使称王于天下，也是可以做到的。遇事要反复考虑，反复琢磨，深思熟虑，就很少产生错误。

这一名言，批评了楚怀王贪图便宜、偏听偏信、拒纳谏言、本末倒置而给楚国造成严重灾难的错误，强调善于听取正确意见和反复思考对治国安邦的重要意义，认为它不仅关系到治国的成败得失，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君王要善于洞察秋毫、明辨真伪。“明知千里之外，隐微之中，是谓洞天下奸，莫不暗变更。”君王要是能洞察一切，天下的奸邪之徒就只有暗中停止自己的胡作非为了。而要做到明察秋毫，需要“长目”、“飞耳”、“树明”，就是用天下人的“长目”、“飞耳”、“树明”去察及千里之外的事物。康熙做人即是这样做的，他虚心待人，广开耳目，励精图治，把务实的做人精神作为第一等要事。

《三国演义》描述赤壁之战的始末，当时曹操有数十万大军，进击江东，必然所向无敌。然而孙、刘联军之所以能火烧曹营，以相当少的兵力战胜曹操大军，主要因素之一就是诸葛亮借得东风之便，掌握了天时。由此可见天时的重要。

但是用兵作战，也不能全靠天时，《孙子·形篇》说：“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奚谷者，形也。”如果占据有利的地势，在很高的山谷中蓄满大水，然后骤然开启水闸，使得大水奔腾而下，那么在下的敌军必然溃散。此时任何有利于敌军的天时，都派不上用场了。可见天时不如地利。

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崤山与函谷关为天然屏障，真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以黄河为护城河，即使是千骑也难以飞渡了。有如此山川，其国防应是同若金汤了，其政权应是足以传之千秋了。然而秦始皇不施仁义，荒**残暴，旋踵之间，杜牧的《阿房宫赋》如此描述：“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等到戍卒大呼，揭竿而起，函谷关不久就沦陷了。楚人放了一把火，可怜阿房宫就变成了一片焦土!)汉朝取秦而代之，由此可见地利不如人和。

南怀瑾先生还对如何拥有人和的绝对优势做出了明确的解释：孟子昭示那些有国有家者：“得道者多助”，“施仁政于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为政者要一心一意把民众照顾好，只要有一个人流离失所，为政者都要惭愧白责，内咎不已。像这样爱民如子，饥溺是拯，还会不得人心吗?还会没有人和吗?实行仁政，就是“得道”，“得道者多助”，而成“仁者”。因此，孟子说：“仁者无敌”，“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康熙帝曾意味深长地说：臣下们是好是坏、是善是恶，朕居深宫之中，为什么能够知道呢?因为我经常巡行各地，凡是所过地方，一定要访问老百姓，所以朕都知道。朕想开风闻言事的成例，科道官以风闻(传说)题参汇报，即可考察地方官们，贤者留之，不贤者去之，如此则贪污暴虐之官就可以收敛一些，循良之官就会更加尽职尽责，于民生吏治大有好处。嗣后各省督抚、将军、提镇以下，教官、典史、千把总以上官员，是好是坏，如有关系到民生方面，准许科道官以风闻人奏。倘有怀私怨，互相勾结，受人之托者，国法自在。命满汉言官知之。

这又开一条广言路的渠道。所谓风闻言事，即是将未经证实的情况或传言，上报给皇帝，作为考察官吏的参考，便于监督地方的大贪大奸之徒。

康熙为广开言路，勤于政事，经常接见上自朝廷、下至地方的大小官员，下指示，征求意见，了解各方面情况，真正做到明目达聪。康熙晚年不无感慨地对大学士说：往代之君，不接见群臣，臣下之意，无由上达，何以为政啊?可见要做明白人必须让自己多方接受信息，开阔思路，以实为本。

领导者的本事再大，他的知识、经验、能力、精力都是有限的，真正“什么都懂”、“什么都能”的人是不存在的。因此，凡是高明的领导者，无不把下属的参谋作用放在重要位置上，注意让他们充分发表意见。

南怀瑾先生说：“天纵睿知的人，决不轻用自己的知能来处理天下大事。再明显地说，必须集思广益，博采众议，然后有所取裁。所谓知者恰如不知者相似，才能领导多方，完成大业。”

国学话谋略：

孟子说：“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比不上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

而“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为对国家，对集团，对个人都有其永恒的真理性。

人饥己饥，人溺己溺

为人做事，难免有时候给人雪中送炭，有时候被人拿来锦上添花，但是到底哪个容易些呢？有前辈说，雪中送炭好容易的啦，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现在丰衣足食，一帆风顺的人，绝对有心情有能力作雪中送炭之举，以便衬托出自己的幸福和修养，只怕有这样的机会，更是人人抢着去做呢。

“雪中送炭”故事，说的是战国时期楚国冬天下大雪，楚怀王用炉火取暖，身着皮大袄还觉冷，就生发同情心，下令给全国老百姓送去取暖的炭。后人就用“雪中送炭”比喻在别人急需时给予的物资和精神的帮助。“锦上添花”是指在华丽的锦缎上绣花，即美上添美。这句话常被诗人借用，宋代王安石的《即事》诗载：“嘉招欲覆杯中渌，丽唱仍添锦上花”；宋代黄庭坚的《了了庵颂》诗曰：“又要涪翁作颂，且用锦上添花。”都是比喻给富贵者捧场的意思。

中华民族有着“扶贫济困”的优良传统。“雪中送炭”就是这种传统美德的生动体现。给那些生活中弱者困者的雪中送炭，相对于给那些有钱有势者的锦上添花，更难能可贵。实际上，人的一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免不了会有坎坎坷坷，抑或遭遇天灾人祸，都会有困窘时。我们老祖宗造的“人”字，由一撇一捺构成，就有人与人的相互撑扶之意。雪中送炭对于人们来说，可能是病床前的问候，困境时的帮助，灾难时的救援；也可能是失落时的安慰，寂寞时的携手，茫然时的指点。从这个意义上说，雪中送炭就有普适价值。

明代《初刻拍案惊奇》中评说，“只有锦上添花，哪得雪中送炭”；俗话亦说“富在深山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揭示的是当时的人情淡薄、世态炎凉。

一个人不渴的时候，即使送他一桶水也没用，渴的时候，即使是半杯水也珍贵非常。一个人吃饱的时候，再好的食物也会丧失吸引力，饥饿的时候，半个馒头也美味无比。所以南怀瑾先生说，雪中送炭远比锦上添花重要。

有一次，公西赤被派出去做大使，冉求因其还有母亲在家，就代其母亲请求实物配给，并多出许多。孔子知道后，虽然并没有责怪冉求，但对学生们说，你们要知道，公西赤这次出使到齐国去，坐的是最好的马，穿的是最棒的行装，这许多置装费中尽可以拿出一部分来给母亲用。我们帮别人，要在他人急难的时候帮忙，公西赤并非穷困潦倒，再给他那么多，只是锦上添花，实在没有必要。

南怀瑾先生说，“求人须求大丈夫，济人须济急时无”，也是这个道理，锦上添花不是必要的，雪中送炭却救人于危难。人需要关怀和帮助，也最珍惜在自己困境中得到的关怀和帮助。

三国鼎立之前，周瑜并不得意，曾在军阀袁术部下为官，被袁术任命做过小小的居巢长——一个小县的县令。这时候地方上发生了饥荒，年成既坏，兵乱间又损失很多，粮食问题日渐严峻。居巢的百姓没有粮食吃，就吃树皮、草根，很多人被活活饿死，军队也饿得失去了战斗力。周瑜作为地方官，看到这悲惨情形心急如焚，却又束手无策。

有人献计，说附近有个乐善好施的财主叫鲁肃，想必一定囤积了不少粮食，不如去向他借。于是，周瑜带上人马登门拜访鲁肃，寒暄完毕，周瑜就开门见山地说：“不瞒老兄，小弟此次造访，是想借点粮食。”鲁肃一看周瑜丰神俊朗，日后必成大器，顿时产生了爱才之心，他根本不在乎周瑜现在只是个小小的居巢长，哈哈大笑说：“此乃区区小事，我答应就是。”

鲁肃亲自带着周瑜去查看粮仓，这时鲁家存有两仓粮食，各三千斜，鲁肃痛快地说：“也别提什么借不借的，我把其中一仓送与你好了。”周瑜及其手下一听他如此慷慨大方，都愣住了，要知道，在如此饥荒之年，粮食就是生命啊!周瑜被鲁肃的言行深深地感动了，两人当下就成了朋友。后来周瑜当上了将军，他牢记鲁肃的恩德，将他推荐给孙权，鲁肃终于得到了干事业的机会。

帮助别人不一定是物质上的帮助，简单的举手之劳或关怀的话语，也许就能让别人产生久久的感动。如果你能做到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你便能握住他们伸出的友谊之手。而这些友谊，很可能会为你带来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帮助。

北宋名臣司马光在元祐年间出任宰相时，推荐刘器之到国史馆任职。有一天，刘器之来访，司马光问他：“你知道我为什么推荐你吗?”刘答：“因为我们是旧交。”司马光说：“不是。其实是因为我闲居在家时，你经常来问候：而在我担任宰相后，却只有你没有来过信，这才是真正的原因。”

司马光的意思是当他失势落难时，刘器之仍然雪中送炭，和他维持很好的友谊；而不像有些人只有在他当了宰相后才来趋炎附势、锦上添花。这种做人处世的态度让司马光很欣赏，所以特别推荐刘器之出任要职。因为司马光从刘器之的雪中送炭看到了他的人品。

当你得势时可能门庭若市，很多人来锦上添花,但真心祝贺的能有几个?反之，当你失势时门前冷落，此时有人来访，如雪中送炭，让你感到特别温暖、高兴，这时来者是真情。所以说，“与其锦上添花，不如雪中送炭。”这不仅是做人处世的道理，也是洞悉人性的方法。

南怀瑾初到台湾时，日子过得相当艰苦。不过，他仍然不忘助人。他得知邻居揭不开锅。就会悄悄地把自己家仅有的米送到邻居家门口。那时，台湾整个社会经济不发达，一般老百姓生活都比较困难，比南怀瑾贫穷者大有人在。只要有人向他求助，他总是慷慨解囊，因此受过他的接济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即使后来，南怀瑾成名之后，也依然保持着这种救人于急难的作风。后来，南怀瑾的一些学生在他面前表示说，等自己赚了大钱，发了大财以后，一定去做好事，做善事。南怀瑾听了，一笑置之，并不以为然。因为在他看来，助人不在于资助数量的多少，而在于帮助时机是否及时。从这个角度说，雪中送炭比锦上添花更可贵。

锦上添花与雪中送炭相比较，前者不是必要的，后者却救人于危难。人需要关怀和帮助，也最为珍惜在自己困境中得到的关怀和帮助。有人说，真正的助人是雨中的一把伞，是雪中的一捧炭，是寒室中温暖的棉被，是佳肴中不可缺少的盐花。

不过，如果要求每个人都达到“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境界，是不现实的。然而，至少可以随时体察一下别人的需要，时刻关心别人，帮助他们脱离困境。当别人身患重病时，你应该多去探望，多谈谈别人关心的感兴趣的话题；当别人遭到挫折而沮丧时，你应该给以鼓励：“这次失败了没关系，下次再来。”当别人愁眉苦脸、郁郁寡欢时，你应该多亲切地询问他们。这些适时的安慰，会像阳光一样温暖受伤者的心田，给他们希望。

有关研究表明，乐于助人的人通常身心比较健康。给予别人帮助可以是任何形式的：帮行动不便的邻居买买菜、为朋友提供一些建议、在公园里帮忙捡捡垃圾等。乐于助人实际上暗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心理养生。所谓心理养生，就是保持良好心态，以适应急速变化的生活，从而保障机体功能的正常发挥，达到防病健身、延年益寿的目的。乐于助人的人，通常心地善良、与人为善、经常帮助别人脱困，因此自己心中常有欣慰、愉悦的感觉。这种良好的心理状态能把血液的流量和神经细胞的兴奋度调到最佳状态，从而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与之相对，那种对别人苛刻，不会予人宽容和帮助的人，往往心胸狭隘，心理长期处于猜疑、紧张、焦虑的状态，这样就容易导致神经兴奋、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使自己的生理、心理进入恶性循环。因此我们要平心静气，遇事不要冲动，要以成熟和宽容的心态，运用智慧去解决问题，能帮人时勿忘出手相助。

生活中有许多值得我们称颂的美德：勇敢、勤奋、坦诚、谦逊等，其中最值得赞赏的是乐于助人。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谙熟了司马光砸开水缸救助同伴的故事。我们羡慕那位古代少年的机智，更赞赏他助人的美德。最强烈感召我们的当然还有平凡而伟大的雷锋。“助人为乐”是人类文明绽放出的灿烂花朵；“助人为乐”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石。

一个人应该乐于关心和帮助别人。虽然对别人的关心与帮助不一定会得到回报，也不应该期待这种回报，但是乐于关心和帮助别人的人也会得到别人的关心和帮助。

人的心就像自然界的气候规律一样，温暖的时候万物复苏、生长，寒冷的时候就会萧条沉寂。而一个人如果心气孤傲冷漠，就会受到别人同样冷漠的回应。只有那些对生活充满热情并且乐于助人的人，才能得到深厚的回报和绵长久远的福祉。

国学话谋略：

生活中，人们需要互相关心和帮助，和气待人，帮助别人，向困难的人无偿伸出援助之手。只有充满热情，才不会觉得孤独，乐于助人，同样也会获得别人的帮助，来克服生活中遇到的困难。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庄子·人间世》中提到一株“神木”，木匠说它：“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椁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樠，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

木匠说：这是“散木”，没有用的木头。你看那棵树那么大，又有什么用呢?拿来做船吧，放在水里会沉下去；拿来做棺材吧，埋到地下没多久就腐烂了，做棺材的木头应该是很不容易烂的；拿来做家具呢，它很快就毁坏了；拿来做门窗，一下雨就容易吸收水分，因为吸水分太重容易长湿气，它容易坏；拿来做柱头，要生白蚂蚁。这个木头呀，没有一点用处。因为没有用呀，所以它活的年纪那么大。南先生幽默地讲解了“神木”的故事，也让我们心有所悟，受益匪浅。

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看似无用，有时却是大材，老子曾说：“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

南怀瑾说：真正的道，真正的真理，绝对是平常的，最高明的东西就是最平凡的，真正的平凡，才是最高明的。做人也是这样，最高明的人，也最平凡，平凡到极点的人就是最高明的人。

真正的大用看似无用，实则抱愚藏拙，能包容一切人的长处，而自己以“无用”的面目示人，比如高祖刘邦，三国的刘备，梁山的宋江，无用之人揽有识之士，天下英雄尽入我囊中，皆是深谙此道。

《老子》中提到一个问题：“爱民治国，能无知乎?”这个问题，骤然看来，矛盾且有趣。既然要爱民治国，肩挑天下大任，岂是无知无识的人所能做到的。历史中所记载的黄帝或者尧、舜，都是标榜天纵神武睿知，或生而能言，或知周万物，哪里有一个无知的人能完成爱民治国的重任?然而，南先生说，老子此处并非明知故问、故弄玄虚，而是另有深意。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圣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这是在说明真是天纵睿知的人，绝不轻用自己的知能来处理天下大事，即天纵睿知必须集思广益、博采众议，然后有所取裁。

“知不知”与老子思想学术中心的“为无为”异曲同工，所谓知者恰如不知者，大智若愚，才能领导有方，完成大业。天纵睿知之人能永世而成不朽的功业，正因为他善于运用众智而成其大智。

平民皇帝汉高祖刘邦，表面看来，满不在乎、大而化之，当他统一天下，登上帝位后，他曾坦白地说：“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屠；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为吾擒也。”

天纵睿知的最高境界便是大智若愚，大智若愚在《辞源》里的解释是这样的：才智很高而不露锋芒，从表面上看好像愚笨。出自宋苏轼《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二七《贺欧阳少帅致仕启》：“大勇若陡，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均有此意，表现的是被形容者伟大，可以掌控一切的一面。

三国中也有一个“天纵睿知、大智若愚”的杰出代表，即刘备。或许在许多人眼中刘备软弱无能，只知痛哭流涕，成就蜀国千古功业的只是其手下的文臣武将，武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等骁将，文有可比“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的伏龙凤雏。然而，刘备成就帝王霸业的关键却在于他能够一一收服这些清高孤傲、桀骜不驯的文武之士，让其对自己甚至自己的儿子都肝脑涂地以求报答知遇之恩。将每个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各用其能，让其各展所长，难道不算大智吗？

当阳长坂坡摔阿斗，对子龙言：“竖子几损我一员大将也!”一句话换来赵云的万死不辞。白帝城托孤，对诸葛亮痛哭：“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邦定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之主。”一句话让诸葛孔明战战兢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枭雄刘备有识人之明，临终之时，曾经提醒孔明：“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他基于长期的共事，对马谡做出了中肯评价，不可大用并不是不用，又担心诸葛亮因亲近而任人失准，可谓高瞻远瞩，无奈孔明不以为然，后捅失街亭。

刘备深明用人不疑的道理，对手下人推心置腹，对其尽竭力，看似毫无主见，实则成竹在胸。刘备深明韬光养晦之道，大智若愚，一时骗尽天下英雄。煮酒论英雄，曹操笑言：“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可谓一语中的，只是曹操过于自负，在刘备种幕浇花、心无大志的假象之下，掉以轻心，使得龙归大海，鹏程万里。

天纵睿知的境界不易达到，古语道：“大智者，穷极万物深妙之理，穷尽生灵之性，故其灵台明朗，不蒙蔽其心，做事皆合乎道与义，不自夸其智，不露其才，不批评他人之长短，通达事理，凡事逆来顺受，不骄不馁，看其外表，恰似愚人一样。”

国学话谋略：

好自夸其才者，必容易得罪于人；好批评他人之长短者，必容易招人之怨，此乃智者所不为也。故智者退藏其智，表面似愚，实则非愚也，孔子也曾说过：“大智若愚，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不露锋芒，沉默是金

明末文人洪应明在《菜根潭》中写道：

爽口之味，皆烂肠腐骨之药，五分便无殃；快心之事，多捐身败德之媒，五分便无悔。

帜只扬五分，船便安；水只济五分，器便稳。如韩信以勇略震主被擒，陆机以才名冠世被杀，霍光败于权势逼群，石崇死于财富敌国，皆以十分取败者也。康节云：饮酒莫教成酩酊，看花慎勿至离拔。皆哉言乎!

洪应明在上则语句中，以历史上几位有代表性的人物的具体史实阐述了一个道理：为人处世应严守操行，不露锋芒，即应做到智通权财不足自恃，不足自耀也不足自夸。人与人之间的一般言行答对，看似区区小事，但能否有一种高深的修养，能否处理得稳妥、圆熟和周到些，往往就决定着事的成败、人的生死，也就是“善用者生机，不善用者杀机”。从效果上就能看出各人为人处世的高下水准。

南怀瑾先生说，释迦牟尼佛在灵山法会上拈花微笑，什么也没说，只有迦叶笑了。佛祖就是拿一枝花那么看一下，到底是什么意思?真正的佛法，佛不用一句话一个字说完了，真是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正表示说法者无话可说，没有一个固定的形态来表达。真正的佛法到了最后是不可说的，是不可思议的。

沉默是金，此时无声胜有声。

沉默是金，真正的智慧是超越头脑上的聪明的，它也不在语言文字的载体中。

洞山禅师走到水潭的时候，看到一个职僧对大家说法，他不引经据典，只听他自言自语道：“也大奇!也大奇!佛界，道界，不思议!”洞山禅师听后，走上前便问道：“我不问佛界和道界，只问刚才在这里说佛界、道界的是什么人。”

那位说法的人，是本寺一位很重要的职事，是一位首座大师，人们叫他初首座。

初首座听后，默然不语。

可是洞山禅师不饶过他，一直追问道：“为什么不快说呢?”

初首座不甘示弱地答：“快了就无所得。”

洞山不以为然，反驳道：“你说都没说，还谈什么快了就无所得?”

初首座又默然。

洞山禅师这才觉得遇到了对手，因此就温和说道：“佛和道都只是名词而已，我问你的，你为什么不引证教义来说呢?”

初首座好像遇到了机会，迫不及待地问道：“教义是怎么说的?”

洞山禅师拍掌大笑回答道：“得意忘言!”

好一句“得意忘言”，真正的奥妙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灵树院有一年夏天，五代时的后汉刘王坚持礼请云门禅师及其寺内大众全体到王宫内过夏。

诸位法师在宫内接受宫女们礼敬问法，莺莺燕燕，热闹非凡。尤其刘王虔诚重法，故禅修讲座，无日无之。寺中耆宿也都乐于向宫女和太监们说法。但唯有云门禅师一人却在一旁默默坐禅，致使宫女们不敢亲近请示。

有一位值殿的官员，经常看到这种情形，就向云门禅师请示法要，云门禅师总是一默，值殿官员不但不以为忤，反而更加尊敬，就在碧玉殿前贴一首诗道：“大智修行始是禅，禅门宜默不宜喧，万般巧说争如实，输却禅门总不言。”

禅门高僧，一向如闲云野鹤，或居山林，或住水边，三衣一具，随缘任运，即使法缘殊胜，王宫侯第，亦不为利诱，不为权动。如云门禅师者，“一默一声雷”，虽不言语，实则有如雷轰顶之开示，吾人如在沉默时体会出千言万语，就可以说已参透到一点禅的消息了。

丹麦伟大的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恺郭尔曾经说过：“当我第一次进入教堂时，我会说，我总是说，抱怨，祈祷，但渐渐地感到很傻，我一直对他说，而我一直没有给予任何机会、任何时机让他对我说。最好就是去昕，当你在神面前时，最好是听。”

只要静默和倾听，你就能听到宇宙深处的秘音。

韩信作为刘邦麾下的头号战将，舅冠三军，不论是带兵方法或是军事谋略，都有远非刘邦所可企级之处，对此，刘邦与韩信都是心知肚明的。问题出自作为部下的韩信，对此毫不谦逊。有一次，刘邦问韩信：“在你看来，我能带多少兵?”韩信答：“不超过十万。”刘邦又问：“那么你呢?”韩信答：“我是越多越好。”虽说这留下了“韩信将兵，多多益善”的千古美谈，但却在刘邦的心中埋下了祸根，引起了他的戒备。后来韩信又在刘邦受困之时以设“齐王”的要求相要挟。刘邦当时虽然答应了。但到后来终于借故杀掉了韩信。

陆机是西晋的文学家，出身于吴国的高级土族家庭，吴国被西晋剿灭之后，他与其弟陆去远居旧里，闭门勤读近十年之后，兄弟二人来到晋都洛阳。他们的文才为当时的权贵所推崇，以至有“伐吴之役，利获二俊”之说，陆机趁此而热衷仕途依附权贵，后卷入著名的“八王之乱”，为成都王率兵攻伐长沙王，战败而归，被宿怨者进诲言，诬告他久怀不轨之志，终被成都王杀死，并夷灭三族。

霍光是西汉的重臣，受武帝遗诏，辅佐年幼的汉昭帝，昭帝死后，他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国君，因刘贺荒**无度，即位二十七天后即遭废。霍光再迎立刘询为汉宜帝。史载汉宣帝即位时，在去拜祭祖庙的路上，霍光同车陪乘。汉宣帝十分畏惧，好似芒刺在背，浑身不自在，后因霍光有事离去，由另一位将军代替霍光陪乘，汉宣帝才敢活动四肢，才有了小小的一种安全感，霍光死后，他的妻儿子女全遭诛杀。《汉书》记载当时流行着这样的一种说法：“声威权威能镇住皇帝者，当然不可容留，霍氏家庭的灭门之祸，正是始于霍光陪同宣帝乘车一事啊”。

石崇是西晋文学家，他任荆州刺史时，曾纵容部下拦路抢劫客商，得了很多财物，成为巨富，他生活奢侈，连晋武帝的舅舅王铠也望尘奠及。

石崇与王铠曾多次想着法儿比富；王铠命家人用米酒洗锅；石崇就让家人用白蜡来当柴烧。王铠为带妻妾出外游玩，所经之路，就命人用紫色的丝布来围成一条有四十里长的临时“胡同”，让老百姓能闻其声不见其人；石崇听说后，则命仆人用五彩绵缎围成了另一条足有五十里长的“胡同”。王铠在比富的路上老是输给石崇后，惟有向晋武帝求援，晋武帝就将国库中收藏的惟一一件外国进贡来的二尺多高的珊瑚树赐给了王铠，想为自己的舅舅争回一次光，殊不知石崇见后，故意将这珊瑚树打烂，并让仆人抬出了六七株高三至四尺、更为富丽的珊瑚树来赔给王铠，令其目瞪口呆。由此可见，石崇的财富有着国库的财富也无可比拟之处，最终，正是财富美色使石崇及其全家老小尽遭灭门之灾。

史载石崇在刑场上叹道：“这同那些下贱者可以沾得我家的财富利益了。”他至死不忘的依然是财富，旁边有人回敬他说：“你知道过多的财富可招祸患，为何不将这些财富早些分给百姓呢?”石崇这才哑然无对。

平心而论，韩信可称为西汉的开国元勋，霍光则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他辅政时所采用的一系列政策，在客观上有助于西汉社会的稳定和生产力的发展；陆机和石祟都是在自己的时代里久负盛名的文学家，他们或他们的家人罪不当死，但历史事实却与此相反。这样看来，在当时的社会状况下，他们的锋芒毕露、争强好胜、不居人后、缺乏谦逊的种种处事方式及表现，成了导致他们悲剧的直接诱因，他们才华盖世，权势在握，但都在为人处世方面缺了一条心弦。洪应明认为，船只张“五分”(二分之一)帆却能平安地驶行，容器只注“五分“水却能稳妥地保持着平衡，对于个人如何更好地处世，如何保持包括上下在内的各种人际关系的平衡，是一项很好的启示。

具体到个人如何待人接物，同样应该是不失分寸而又力求稳妥的；为人之事，同样也应该是不失分寸而又力求稳妥的，这就是为人处世时，能绕避祸患的“五分法”。

人要把握自己，之所以要“饮酒莫成酩酊”，是为了防止酒醉之后的失态，防止在某些不相应的场合讲出不应讲的话来：之所以要“看花慎忽至离坡”，是为了防止在身处灯红酒绿、花绕锦簇的繁华世界时，出现心醉神迷，丧失了把持自我的意志。细细想来，这可谓是经验之谈。否则，难免聪明反被聪明误，难免出现《红楼梦》中王熙凤的那种结局：“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是为了官场避祸才要严守操行、忍智藏锋，即使有智勇、有才华也不可自恃、自耀、自夸，在生活的很

从上面提到的历史人物做法中，我们似乎可以学到这样的一些道理：人虽有才，却不可以自耀，不足以自夸。就如同人有一大笔财富一样，需要时把它取出，可以解危、解难、办成大事；不需要时取出炫耀，只会招灾惹祸。对自己的聪明才智应该知道在何处表现，而不是处处都要表现；应该懂得在何时表现，而不是时时都去表现；应该明白在何人面前表现，而不是在人人面前都要表现。

不自耀并不是有才华而不用，而是要像博士T9样脚踏实地地使用，让人承认你的真才实学；像植物学家那样巧妙地使用，使你的知识真正受益于人；而不是像杨修那样不知死活地表露；也不是像那位“聪明爸爸”那样如此“聪明”地滥用。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说：“文章做到好处，无有他奇，只是恰好”。才智的使用也是如此，用到好处，应是适当。

当智则智，当愚则愚；愚也是一种智。必要时，甚至像博士那样装一装“低能儿”，像植物学家那样做一做“糊涂人”都是可以的。“难得糊涂”这句话并非一般人能够说出，这是聪明人说出的一句聪明话，只是过分聪明的人理解不了，糊涂人也不懂。

明朝刘基云：“智而能愚，则天下之智奠加焉”(智者能带几分愚，就是天下的大智慧了)，说的也是这样的道理。所以说，大智若愚总是智，贵在“大智”，妙在“若愚”。

国学话谋略：

灵光独自闪耀，就可以脱离尘世的牵累。所以只要远离虚妄尘缘，就可以觉悟。本性显露，真理永恒，无须拘泥于语言文字。心性清净，没有污染，本来就已圆满完成。

居功不自傲

南怀瑾说：你的所作所为对于人类社会有贡献，因为你的贡献，能使世界人类安定下来，这才算是事业。古人有一句话说“但在流传不在多”，能够真流传下来的，它的价值不在数量多。可知但在流传不在多，真正有流传的价值，这也就是事业的定义。……反之，人若有房子，有钞票财产，不见得是成功。

什么叫大业?富有之谓大业。真正富有才叫做大业。什么人富有?人都很贫穷，只有天地、自然最富有。天地为什么这么富有?天地制造了万物，而不占有，它生出万物是给万物、给我们用的，它自己不要，因此它最富有。愈是想占有的人，愈是最贫穷，愈是实施布施的人，愈是最富有。真正伟大的事业是付出，而不是据为已有。所以富有叫大业。

事实上，南怀瑾既是一个成功的人，也是一个富有的人。

南怀瑾精通儒、释、道三教，熟读诸子百家，并将其融会贯通，“经纶三大教，出入百家言”．被世人誉为当今的“国学大师”。他身负盛名，可谓“成功”人物。另一方面，如果从付出的角度来说，他一生的贡献也不小。他著作颇丰，个人著作近百本，洋洋洒洒上千万言，出版发行上百万册，并在台湾创立“东西精华协会”，开办各种讲座，同时还创办台湾老古文化公司，专门出版有学术价值的书籍。凡此种种，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作出了巨大贡献，其思想惠及万民。

南怀瑾成名之后，财富也颇丰。不过，他并不独享，而是拿出来替众人做事，也就是佛教所说的“布施”。20世纪90年代，他毅然决定由个人出资与政府共同兴建浙江省的金温铁路。金温铁路的建成开通，有力地促进了温州市和浙西南地区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并为完善东南沿海铁路路网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建功立业，成名成家，这是每个有抱负的人所梦寐以求的。但立了功，取得了成就，应该如何对待呢?晏子认为应该是“省行而不伐，让利而不夸”。要及时总结经验，反省自己的行为，检讨一下自己的过失，保持清醒的头脑，不可骄傲自满，到处夸耀自己的功劳，沉溺于过去的成功中。

一个人的功劳只能代表过去，未来的一切都必须重新开始，因此，做人应该有自知之明，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应摆正自己的位置，保持自谦上进的品格。需知，“一将功成万骨枯”，任何丰功伟绩并不是某一个人能建立的，而且功高会招小人嫉妒，自夸功劳必招他人怨恨，凶多吉少。不争功，不夸耀，像以往那样尽忠尽德，则会更令人钦佩。

一个领导在为人处世中一定要明白这一道理：守住谦让的人最崇高。谦虚是人性中的美德，它是驯服人、驾驭人的最大要领。

领导虽身居高位，而能礼贤下人，就能得到人才、人心。有大功而能谦恭下士，所以能得士人。据守着天下的尊位，不能自谦尊人，自卑敬人，自下而上人，要想收服天下的贤才哲士为我所用．又怎么能办得到呢?

汉高祖首次见郦食其时，让两位女子替他洗脚，郦食其责备他以长者的态度见人，刘邦马上停下，站起来表示感谢。于是，一改傲慢的态度，而以礼待人。所以郦食其为他效死力。老子说：“崇高的德好似峡谷，广大的德好似不足，刚健的德好似怠惰，质朴而纯真好似混浊。最洁白的东西，反而含有污垢。”《易经》中说：“谦亨，君子有终。”《彖》说：“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屈，君子之终也。”爻象说：“谦谦君子，卑以自收也。”“鸣谦贞吉，中心得也。”“劳谦君子，万民服也。”这里就是说，谦卑是天地的道理，人本来应该自我看守住，以便使天下人服从。

所以《尚书》中说：“自谦就能受益，自满就受损失。”

《说苑》中记载了周公的话：“德行广大而守住谦恭的人荣耀，土地广博富裕而守住勤俭人平安，禄位尊贵盛大而能守住卑贱的人崇高，人多兵强而守住谨慎的人胜利，聪明睿智而守着愚笨的人受益，博闻多见而守住知识肤浅的人广博。”

荀子引用孔子的话说：“聪明睿智的人，必须守住愚昧；功盖天下的人，必须守住谦让；勇力盖世的人，必须守住怯懦；富甲天下的人，必须守住谦虚。”

从古到今，人性没有不欢喜自尊的，如果一个人能以礼来对待；人性没有不欢喜自大的，如果一个人能以敬来制约；人性没有不喜欢自夸的，如果一个人能以誉来阻挡。这样天下无不为这个人所用，无不为他所尊。

《列子》中记载着孙叔敖说的话：“我的爵位日益升高，我的志气日益下降。我的官越大，我的心越小；我的俸禄越丰富，我施舍的越广大。”所以“能够谦虚恭下，归附我的人就多。踞骄傲慢，离去的人跑得快”，居在上位的人骄傲，灭亡的日子就快到了。

而如今有许多这样的人，自己能力很强，工作起来很卖力，可一旦有了错误，就成了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对这种人，领导觉得“用起来顺手，管起来扎手”，不大满意；同事也觉得他们“业务水平高，尾巴翘得高”，不好接近。结果呢?轻则与同事磕磕碰碰，重则成了孤家寡人。久而久之，与众隔阂，人际关系搞得很僵。

原因何在呢?其实是“骄”字在作怪。骄兵必败。人一骄傲起来，你就是有天大的本事，别人不买你的账，仍然是“独木不成林”，一事无成。

《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过五关，斩六将，温酒斩华雄，匹马斩颜良，偏师擒于禁，擂鼓三通斩蔡阳，“百万军中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耳。”清人毛宗岗称：“历稽载籍，名将如云，而绝伦高超群者，莫如云长。”说他是“古今来名将中的第一奇人”。

然而，这位叱咤风云、威震三军的一世之雄，下场却很悲惨，居然“南郡丧孙权，头颅行万里”，被东吴大将吕蒙一个奇袭，仓皇中兵败失地，被人割了脑袋。罗贯中说他“龙游沟壑遭虾戏，风入牢笼被鸟欺”，其实，追根溯源，是“骄傲自大”导致了他的失败。当诸葛亮抬举马超时，他老大不满意，说马超算老几，怎能与我并列?孙权向他攀亲家，他出口骂道：“犬子怎配虎女!”直到即将被俘杀头时仍不醒悟，他还在倚恃英雄，自料无敌，说什么“虽有埋伏，吾何惧哉!”老子天下第一，英雄舍我其谁?他至死时仍不觉悟，只承认是“误中奸计”而已。

巴甫洛夫说：“绝不要陷于骄傲。因为一骄傲，你们就会在应该同意的场合固执起来；因为一骄傲，你们就会拒绝别人的忠告和友谊的帮助；因为一骄傲，你们就会丧失客观方面的准绳。”无数事实说明，巴甫洛夫说的是正确的。人一骄傲起来，那么等着他的，必然是脱离实际，脱离真理，挫折和失败的厄运就将接踵而至了!

骄傲是一种低级趣味，是盲目性的体现，它不了解客观世界的复杂性，不明白世事人情的褒贬喜恶，也缺乏实事求是和自知之明。《史记·管晏列传》载，晏子做齐国宰相的时候，一天坐马车外出，路过车夫家门口。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瞧见她的丈夫赶着马车，洋洋自得，显得十分傲慢。车夫回到家里，妻子便提出和他离婚。车夫问这是为什么?他妻子说：晏子“身相齐国，名显诸侯”，却“常有自下者”，显得很谦虚；可你呢?不过是他的车夫，却神气活现，自以为了不起。你这样骄傲，实在是没有什么出息。所以，我要离开你。大家看，连一个古代妇女都瞧不起骄傲的人，都觉得骄傲的人缺乏远大志向和深远抱负，不会有什么出息。

一般来说，骄傲的人可能多多少少总有某一个方面的长处，总觉得自己有点骄傲的“资本”。对此，要做些具体分析。人谁没点长处?你可能聪明能干，他可能忠诚老实；你也许能说会道，他却是埋头苦干；你做事干脆麻利，他慢工出细活；你文化高，别人经验多。如果都把自己的这点长处看做骄傲的资本，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那长处就可能成为短处，成为羁绊自己脚步的绳索，阻碍前进的挡路石。何况，自以为的“长处”，比起别人来，是否真的是长处呢?如果把本来不是长处的东西，也误以为是自己的“长处”，甚至因此骄傲起来，那就尤其可笑了。柳宗元写过一篇《李赤传》，这个李赤就自以为写诗可与大诗人李白相比，并且因此以“李赤”为名，意在和“李白”相对抗，其实，他的诗写得实在蹩脚得很，以至苏东坡看到李赤的诗，说他凭着这两下子竟然自比李白，只能说明“其人心疾已久”，按现在来说就属于精神病一类的了。这种“精神病”患者，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恐怕还是大有人在的!

再说，即使你真有一点本领，真比一般人能干，是否就值得骄傲呢?仍是骄傲不得。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鲁迅先生曾经指出：“有一回拿破仑过阿尔卑斯山，说我比阿尔卑斯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边跟着许多兵；倘若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于疯子一类了。”能力比较强的人如果自以为了不起，自视高贵，那他就必然得不到别人的拥护、支持和帮助，他的能力也就必将证明为无能为力了。有的人骄傲起来，是由于工作中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就瞧不起别人了。这也是要不得的。两千多年前，越王勾践灭吴后，魏文侯问他的谋臣李悝关于吴国败亡的原因，李悝说：“数战数不仅不能损害诗人的名誉，恰恰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诗人的伟大和高尚的品质。

一个想真正有所作为的人，就不要把功名利禄看得太重，而应抱着淡然一笑的态度。曾国藩在他率领的“曾家军”攻破南京，平定了太平天国，立下赫赫战功之际，马上给他的弟弟曾国荃寄去一封信，信中附了一首诗：“左列钟铭右读书，人间随处有乘除；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诗中告诫他的弟弟，千万不能因此而骄傲自大，越有功劳越得低头做人。

诗中屠羊说的典故，出自庄子的《让王篇》。屠羊说是楚国的一个屠夫，曾跟着遇难的楚昭王逃亡。在流浪途中，昭王的衣食住行，都是他帮忙解决的。后来楚昭王复国，昭王派大臣去问屠羊说希望做什么官。屠羊说答复道：楚王失去了他的故国，我也跟着失去了卖羊肉的摊位，现在楚王恢复了国土，我也恢复了我的羊肉摊，生意依旧红火，还要什么赏赐呢？

昭王过意不去，再下命令，一定要屠羊说领赏。于是屠羊说更进一步说，这次楚国失败，不是我的过错，所以我没有请罪杀了我。现在复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所以也不能领赏。我文武知识和本领都不行，只是因为逃难时偶然跟国王在一起，如果国王因为这件事要召见我，是一件违背政体的事，我不愿意天下人来讥笑楚国没有法制。

楚昭王听了这番理论，更觉得这个羊肉摊老板非等闲之辈，于是派了一个更大的官去请屠羊说来，并表示要任命他为三公。可他仍不吃那一套，死活不肯来，并说：我很清楚，官做到三公已是到顶了，比我整天守着羊肉摊不知要高贵多少倍。那优厚的俸禄，比我靠杀几头羊赚点小钱，要丰厚多少倍。这是君王对我这无功之人的厚爱。我怎么可以因为自己贪图高官厚禄，使我的君主得一个滥行奖赏的恶名呢？因此，我绝对不能接受三公职位，我还是摆我的羊肉摊更心安理得。

谁不想拥有豪宅美服，拥有万贯家财？谁不想功成名就，受人尊敬与赞扬？但面对突然从天而降的荣华富贵，屠羊说没有忘乎所以，没有得意忘形，而是保持了一种难得的平常心，不仅体现了"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的老庄精神，而且也是某种程度的自我保护。因为突然降临的好运，固然让人欣喜激动，但也可能潜伏着祸害，所谓乐极生悲，福盛转祸，让人难以心头踏实，所以中国历来有"惜福"之说。

曾国藩引用这个典故，是对他的弟弟的警告。他语重心长地教诲他的弟弟，要看淡人世间的名利，知悉“随处有乘除”。这就像《红楼梦》中的荣国府在元妃省亲时，是何等排场显赫，大观园里的锦绣繁华，无所不用其极。其烈火烹油之势赫然冲天，可是不久就应了元妃的话，有权有势不可使尽，金山银山也有挥霍净尽的一天。他们不懂谦和韬晦，骄伐太过，结果举府被查抄，家道一落千丈。而“万事浮云过太虚”，就是说荣誉也好，毁谤也好，都不过是蓝天上的一片浮云，一忽儿就要被风吹散，成为过去的。澄湛的蓝天，依然是澄清碧蓝的。他深知，当时的环境对他们兄弟二人极为不利，朝廷内外，说他们坏话的人很多很多，他不能不明哲保身，收敛避祸。

曾国藩的这番话同时也说明，即使一个人功成名就了，即使成名成家了，也要谦和礼让。一方面，名是相对的，满招损，谦受益；另一方面，如果你居功自傲，狂妄自大，别人也会不理你那一套。

王阳明曾说：“今人病痛，大抵只是傲。千罪百恶，皆从傲上来，傲则自高自是，不肯屈下人。故为子而傲必不能孝，为弟而傲必不能悌，为臣而傲必不能忠。”因此，猖狂必须善于忍，否则害人害己。如何忍傲忍狂？

王阳明认为：猖狂、傲慢的反面是谦，谦逊是对症之药，真正的谦虚不是表面的恭敬，外貌的卑逊，而是发自内心地认识到猖狂之害，发自内心的谦和，常常能发现自己不如别人的地方，并能自我克制，懂得进退，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待人以礼。不自是，不居功，择善而从，自反自省。

国学话谋略：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谦虚是一种美德，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也是一个人恰当看待和处理他与外界关系的正确思想方法。心胸阔大，虚怀若谷的人，才能谦虚谨慎；鼠肚鸡肠的人，器小易满，不到半瓶水，也会淌得不亦乐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