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一看他此时发表的一篇题为《一个伟大的印象》的纪实体散文，就能深切地感受到作为一个革命者的柔石那满身涌动的革命烈焰……

这是最后的斗争，

团结起来到明天，

International，

就一定要实现！

幽扬的雄壮的《国际歌》，在四壁的红色的包围中，当着马克思与列宁的像前，由我们唱过了。我们，四十八人，密密地静肃地站着，我们的姿势是同样地镇定而庄严，直垂着两手，微伛着头；我们的感情是同样地遥阔，愉快而兴奋；恰似歌声是一朵五彩的美丽的云，用了“共产主义” 的大红色的帆篷，装载着我们到了自由、平等的无贫富、无阶级的乐园。

我们，四十八人，同聚在一间客厅似的房内，围绕着排列成一个颇大的“工” 字形的桌边， 桌上是铺着红布，布上是放着新鲜的艳丽的红花。我们的会议就在这样的一间浓厚的重叠的如火如血的空气中开始了。

“同志们！苏维埃的旗帜已经在全国到处飘扬起来了！”我们的主席向我们和平地温声地作这样的郑重的开会词。

我们的关系都似兄弟，我们的组织有如家庭；我们依照被规定的“秘密的生活条例”而发言，讲话，走路，以及一切的起居的行动。一位姊妹似的女同志，它有美丽的姿势和甜蜜的感情，管理着我们所需要的用品底购买和接洽，并在每晚睡觉之前，向我们作“晚安”。

“谁要仁丹么？”在会议的长时间之后，她常常向我们这样的微笑地问。

为了减少椅凳的搬动的声音，我们是和兵士一样站着吃饭的。有一次，一个同志因等着饭来， 这样说笑了：“吃饭也和革命一样的；筷子是枪，米是子弹，用这个，我们吃了那些鱼肉；快些罢，革命，吃饭，可以使我们的饥肠不致再辘辘地延长！”

晚饭以后，没有会议的时候，或不在会议的一部分人，就是自由谈天，——互相找着同志，报告他自己的革命的经过的情形，或要求着别人报告他所属的团体底目前的革命形势，用着一种胜利的温和的声音，互相叙述着，讨论着。

“这位同志是代表那里的？”

这句话是的常普遍的被听到。

从各苏维埃区域及红军里来的同志他们是非常急切地要知道“关于上海的目前的革命的形势”。

“上海的工人，市民，小商人，对于革命怎么样？不切迫么？不了解么？”

“除了工人，一般市民小商人，大约因为阶级的关系，对于各种革命的组织与行动，只是同情，还不很直接地起来参加。”我回答。

“上海的工作是紧要的呀！”他们感叹地。“农村的革命日益扩大，日益紧张的时候，上海的工人，市民，非猛烈地起来不可！”

上海的报纸是不容易输送到他们底手里的。有一次，现在的第四军，因为在山上二十几天得不到报纸，心里是非常地焦急，以后探听得某一城的某处，有几分报纸，于是就在当夜，开了一团兵，走了六十几里的长路，攻进城，取得了这几份报纸回来。——这是一个事实。

在会议室里的一角，放着一张黄色的书桌，里面的抽斗内，贮满了各种左倾的杂志并共产主义的书报。有一位同志管理着借阅与收还的事，可是一到早晨(晚上是收回的)所有的书籍总从这个忙碌者底手里传递给人们，他们，除出三五个完全不识字的农民代表外，就都在个个人底手里捧着一本书，或一份报了。他们专心地似又艰难地阅读着，有时，互相地疑问着，简直似考试前的小学校里的小学生那样。

可是不识字的农民同志，也有时走向阅读者的身边问问书里所说的是什么。

“这是什么书呢？”

“《萌芽》月刊。”我向走近我身边的农民同志回答。

“我们的书么？”

“是的，关于无产阶级的文化方面的。编辑和译著的人，都是思想清楚的战士与作家。”我并将这一期的目录告诉他。

“是我们的杂志呵！”他向我微笑地亲昵地又说了一句。

在各人的手里，都有一本由我们的女同志交给他的记事的拍纸薄和一支铅笔。这样，就有一部分人。老是在那练了，涂写了。在开会的时候，他们记录着，不在开会的时候，他们绘画着。“我们的主席”，“我们的东江同志”，“女同志，你真是美丽的呀”！我竟从一个红军代表的手里看见这样标题着的三张非常精细的人像，类似旧历过年时在街坊上卖酌“花纸”上所画的。我想，这是所谓“民众的艺术”罢？但画家所要研究的，也可以根据这一个，——我们实在需要民众的画家。

他们也常是捻着簿子向我问字：“冲锋的冲字是怎样写的？” 写好一个“彳”， 叫我填上去；“牺牲的牺字可以这样写么”？又有一次，一个同志将“牺” 这样的一个字问我，可是我很羞惭，不能立刻给他一个爽快的答复，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写的一个“牺”字。

我也从他们所问我的字行旁，看见他们的纸上，满记录着标语似的口号似底警句：“向城市冲锋”，“猛烈地扩大红军与少年先锋队的组织”等等。

有一位辽东的同志，身体高大，脸孔非常慈祥和蔼的人，他在和我作第一次的谈话时，——我们是同睡在一间寝室的地板上的——他就告诉我他对于革命底最初的认识和行动：他说他之所以革命，并不是为了“无产阶级” 四字，他是大地主的孩子，钱是很多的，而他却想推翻“做官阶级”——这四字是他用的；他说他自己是“平民阶级”——底专制，就从家里拿了一支枪，空身逃出到土匪队里去，因为土匪是“做官阶级” 的惟一的敌人。可是第一次受伤了，子弹从上臂底后部进，由背上出，——同时他脱了衣服，露出他底第一次的两处伤痕给我看。他是受过几次的伤的(以后我知道他的精神也受过颇深的伤痕)，第二次是在面底后部，耳朵底下面，银圆那么大的云的一块。——同时，他觉到土匪是没有出息的，非进一步作推翻封建社会的行动不可，于是加入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团体。

“五六年来，我是没有家，”他说着，两眼是慈和而有光的。“到处飘流；也在石板船内，指挥着作过战。”

他的话，在这晚，是被纠察员底命令：“十一点钟了，熄灯，不准再讲话！”而停止了。

过后一天，他忽然给我一个纸条，上写着：

“爱是有的么？”

我很奇怪。可是在那时，我是不能和他谈爱的问题的。我也就只好用纸条，给他一个回字， 问他为什么发这个疑问。

于是我就陆续地收到他几次的纸条了。我在这里总括他底意思：他有一个爱人，爱人也深深地爱他的，而现在，为环境的条件所限制，结婚是万不可能。我最后给他这样写着的纸条：

“爱也是阶级的，爱的方式也是阶级的……是呀……”

可是他摇摇头，给我这样的回答：

“不，我现在要问你是怎么可以消灭我的脑里的爱的印痕。加重地努力于革命的工作，是最好的方法么？”

这样，我知道，这位同志是一个感受着冲突的苦恼的布尔塞维克。

关于恋爱，——苏维埃区域里的农民的态度，和红军军队里的兵士的意识，也都值得注意的。

据从苏维埃区域里来的同志的报告：在当初农民是大半都反对自由恋爱，和离婚自由的。有一件例足以记述：一个年轻的党员和一个农民的妻发生恋爱，而这个农民的妻就向这个农民提出离婚；这个农民就向大众愤愤地怨诉道：

“革命革命，革他一个卵！我们的老婆，都要革掉了！”

于是群众也大愤，竟商议要杀死这个年轻党员。事情被党的指导者知道，只得调开这个年轻党员到别处去工作了。这当然不是根本的办法。

可是在妇女的一面，却正相反；她们都要求自由，要求解放，热烈地向丈夫提出离婚，苏维埃政府的民事案，竟以离婚的裁判为第一忙了。假如政府不准，她还会在群众大会的时候，登台向群众演说，作根本的她的自身的解放自由的斗争。

现在苏维埃政府是努力地作向农民解释的宣传，允许离婚的绝对自由的。有许多地方，妇女解放是渐渐做得通了。

在军队里，有同样有趣的事实。就是兵士们也多反对在军队里有恋爱的现象的发现。这一半还因为女性的兵士太少，一半因为女同志多喜欢和官长接近的缘故。虽然，在红军里，“经济的平等”是被规定的一条原则(另一条原则是“纪律的平等”)，但责任的地位有高低，而妇女的虚荣心也是还存在的。所以某一军的军长，曾有过以军事上的观点，不准女同志加入军队的禁令。

在这次的代表会议里；有我们的十六岁的年轻勇敢的少年列席。他有敦厚而稍近野蛮的强的脸，皮色红黑，两眼圆而有精神，当发言的时候，常向旁或向上投视，一边表示他在思想着所发的言，一边正像他要用着他的两眼底锐利的火箭，射中革命的敌人的要塞似的。他的发言，是简朴的，稍带讷讷的，有时将口子撑的很圆，——他是湖南人——正似他的舌是变做了一支有火焰的球在滚着一样。他的身体非常结实而强壮，阔的肩，足以背负中国的革命的重任，两条粗而有力的腿，是支持得住由革命所酬报他的劳苦和光荣的。他是少年先锋队的队长，那想吞噬他的狼似的敌人，是有十数个死在他的瞄准里的。他受过两年的小学教育， 可是会做情诗了。

妹妹呀，你快来罢！

我从春天望到夏，

又从夏天望到秋，

望到眼睛都花了！

他有一次将这四句诗念给我听，当时我对他说：“你还是革命罢，不要做情诗。”

可是他笑着向我答：

“我是不会做情诗的，情诗是你们的队伍的人做的。这四句诗也好像从一本什么诗集里读来的。你不知道么，在你们里面有做诗的革命的人？”

我稍稍微笑着摇头，同时我牵了他的两手，紧紧地握着，而且，假如当时的环境能够允许，我一定向他拥抱而高喊起来：

“亲爱的弟弟，我们期待着你做一个中国的列宁！”

关于这个勇敢的小同志，我们的主席向我们说着这样的话：

“假如他能够在上海受训练二年，一定能做一个非常好的c．Y。不过我们不能留住他在上海，那边也需要像他这样的同志的。像他这样的少年，是到处都被需要的。”

有一次，他从我们的一位漂亮的同志底西装的外衣袋里，掏块紫绸的色光灿烂的小手帕来，他看的惊骇了。

“这做什么用的？”他问。

“没有什么用，装饰装饰。”我们的漂亮的同志答。

“可以给小妹妹罩在头上的呀！”他很快乐地说，同时将这稀薄的手帕网在脸上，窥望着各处。

“送给你罢，你带回去送爱人去罢。”我们的漂亮的同志笑嘻嘻地说。

“呀？”他的大的鼻子竟横开的非常阔了。这样，他就仔仔细细地将它折好塞在他底小衫的衣袋里。

“打倒军阀！”

“打倒帝国主义！”

“猛烈地扩大红军！”

“组织地方暴动！”

“中国革命成功万岁！”

“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威武的，扬跃的，有力的口号，在会议的胜利的闭幕式里，由一人的呼喊，各人的举手而终结了。我们慢慢地摇动着，心是紧张的，情感是兴奋的，态度是坚颜而微笑的。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背后，恍惚地有着几千百万的群众的影子，他们都在高声地庆祝着，唤呼着，手舞足蹈地欢乐着。我们的背后有着几千百万的群众的影子，他们在云霞之中欢乐着，飘动地同着我们走，拥护着我们的十大政纲，我们这次会议的五大决议案与二十二件小决议案，努力地实行着这些决议案的使命，努力地促进革命的迅速的成功。我们背后有着几千百万的群众的影子。我们分散了，负着这些工农革命重大使命而分散了，向全国的各处深入，向全国的工农深入；我们的铁的拳头，都执着猛烈的火把。中国，红起来罢！中国，红起来罢！全世界的火焰，也将由我们的点着而要焚烧起来了！世界革命成功万岁！我们都以火，以血，以死等待着。我们分散了，在我们的耳边，仿佛响彻着胜利的喇叭声，凯旋的铜鼓的冬冬声。仿佛，在大风中招展的红旗，是竖在我们的喜马拉雅山的顶上。

这是一篇至今我所看到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群上海革命青年在一起时谈论革命、加入组织、畅想爱情等等方面最直观和形象的具有强烈现场感的作品。柔石所记述的一些人物，后来与他一样，成为了“龙华二十四烈士”。他说的那个列席会议的只有十六岁的“小弟弟”，就是与他一起牺牲的欧阳立安烈士。

1931年1月17日的前一天，也就是柔石被捕前的那个傍晚，他到了一趟鲁迅家问问有什么需要办的事，鲁迅便托他就自己先前与北新书局打的一份合同去交涉一下。柔石接过鲁迅的抄件，就匆匆与鲁迅告别，说明天要去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第二天上午，柔石先到了永安公司右面的隔一条街的一个小咖啡店，出席了左联一次执委会议。会后他到友人王育和家吃中午饭。之后，柔石带着一直被他称为“梅”的革命同志冯铿一同去东方旅社开会。

他们走进旅社的31号房间，坐下没多久，军警和特务便包围了他们，柔石、冯铿、林育南、胡也频等8人同时被捕……

三天之后，也就是1月19日，“公共租界”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刑庭开庭。那天，已经被折磨了三天的柔石连眼镜都掉了，虽然仍穿着西装，脸部十分浮肿。年轻的女党员冯铿本来就比较胖，此时她的脸颊浮肿得有些让人认不出。

“怎么都在这儿了？”柔石一看何孟雄等三十多名共产党人都被抓，不由吃惊。

蹊跷！肯定是被叛徒出卖了！

“现在开庭——”一场早已安排妥的法庭庭审装模作样地开始了。法官走过场式的一个个询问姓名之后，便有审判长宣读拟好的判决书：

被告等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四十分时，串同在汉口路111号东方旅社31号房间内秘密会议，意图串同之方法，颠覆政府，犯刑律第一0三条。被告等再于民国二十年一月十七日下午一点四十分，犯禁止反革命暂行条例第六条。被告共犯共产党之嫌嫌疑及疑与共产党有关系，华界公安局当局请求上海特区法院将伊移交。谕知准予移提，搜获文件等交公安局来员带去……

“来人，把犯人押解走！” 审判长还未念完，法警就嚣张喊道。

柔石等立即抗议：“我们不服判决！”“我们无罪！”法庭乱成一片。法警们不由分说，用枪托和警棍，威逼柔石他们上了停在门口的警车。

此时的柔石脚铐18斤重的“半步镣”。显然在敌人眼中他是和何孟雄等人一样的“重犯”。

“你应该知道那个鲁迅住在哪儿吧？”敌人想从柔石嘴里知道更多的东西，以撒开更大的逮捕之网。

柔石冷笑，道：“我哪知道！”

到淞沪警备司令部监狱后，柔石与小弟弟欧阳立安等同关在二弄九室的囚房。囚室里有10个人，除了6个政治犯外，还有4个军事犯。晚上，柔石与老共产党员柴颖堂睡在一张双层铺的上面。柔石没有棉被，只能钻在柴同志被窝中。因为俩人都戴着脚镣，睡觉时常被冰冷的刑具惊醒。于是俩人就在每晚睡前相互用干毛巾裹住脚，再轻轻入睡……

监狱的生活是异常艰苦的，然而柔石充满了乐观。他想到了鲁迅的安危，于是通过狱中秘密渠道悄悄写信给冯雪峰，向他通报监狱情况：

雪兄：

我与三十五位同犯（七个女人）于昨日到龙华。并于昨夜上了镣，开政治犯从未上镣之纪录。此案累及太大，我一时恐难出狱，书店事望兄为我代办之。现亦好，且跟殷夫兄学德文，此事可告大先生；望大先生勿念，我等未受刑。捕房和公安局，几次问大先生地址，但我哪里知道！诸望勿念。祝好。

赵少雄

“赵少雄”是柔石狱中的化名。其实如果不是叛徒出卖，他们许多人的真实身份敌人并不知道。从此短信中我们可以看出，身陷牢狱的柔石仍然一心惦记着“大先生”鲁迅的安危，这份情谊实让人感动。后来左联同志都唤鲁迅为“大先生”。

外表看起来很柔弱的柔石，其实骨子里非常坚强，尤其是他的斗争精神，很像鲁迅先生。当2月7日那天晚上他和难友们突然被押到二楼的“法庭”时，敌人欺骗柔石他们是去“南京”，需要他们一个个在纸上“画押”。轮到柔石时，他仔细看了一下那个“公文”，原来是“执行枪决书”！

柔石愤怒了，大声对难友们说：“同志们，这是执行书！我们不能按手印呀！”

“啊？他们要枪毙我们呀！”

“打倒狗日的国民党反动派——！”

法庭内顿时大乱。“快把他们押下去！快快！”愤怒的口号声和持枪宪兵们的吆喝声交织在一起，使得龙华的那个夜晚格外凄凉和血腥……

野蛮残暴的敌人怕“事出意外”，草草地将柔石等24位共产党人押至警备司令部旁边的一块荒地，就立即端起刀枪，一阵猛烈扫**，惨无人道地将24名共产党人杀害于此。鲜血染红了那片枯黄的草地，也映红了几个小时后射来的朝霞。

呵，这是龙华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幕。也有人后来说，龙华的桃花之所以特别红艳，就是因为有太多的革命烈士的鲜血染尽的……或许是吧。

“中国失掉了很好的一群青年。而我则失去了很好的朋友。”鲁迅闻知柔石和胡也频、冯铿等被敌人野蛮杀害，悲愤难忍。三天之后，他见到冯雪峰，一边落着泪，一边拿出刚刚写下的那首“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的悼诗。

两年后，他再度挥泪写下著名悼文《为了忘却的记念》。

鲁迅在这篇悼文中提到的“冯铿”，是个革命女性青年，而且是位非常有个性的女性，她对柔石最后两年有过很大的影响，所以柔石称她为“梅”。

这枝“梅”，在鲁迅笔下，是“体质是弱的，也并不美丽”之人，但确是一枝带着几许革命“刺”的梅……

冯铿的性格与她给自己起的名字一样，是位铿锵的青年革命者。牺牲时冯铿只有24岁，她有丈夫，叫许峨。俩人是同学，爱人是其父亲的高足。冯铿小时候的名字叫“岭梅”，是她大哥从唐诗“四时不变江头草，十月先开岭上梅”中取的二字。“冯铿”则是她走上文学革命之路后的笔名。

也许是家里的男孩太多的缘故，冯铿从小就有一股男孩子的脾气和性格，长得也是浓眉大眼、不爱修饰，又爱辩论，从小常说“敢打老虎的才是武松，欺弱小的不算好汉”一类话。中学毕业后，她与自由恋爱的许峨一起在汕头老家邻县潮安县一乡间小学教书。爱文学的她，开始看不惯当时的旧社会恶势力，所以拼命学习与写作，曾发誓：“我要赶紧学习，掌握文学这种武器，替我所敬爱的人复仇，实现我的理想。”当时她创作的作品中，就显示了一种革命精神，如中篇小说《最后的出路》中的主人公郑若莲，冲出封建家庭束缚，喊出“为自己为群众努力奋斗”的妇女解放的心声，其实这正是冯铿自己追求新生活的心灵写照。

1929年，是中国共产党人最困难的岁月。就在这一年农历元宵节过后，冯铿与许峨冒着生命危险，投奔到了被称为“东方莫斯科”的上海。很快，她与汕头籍的革命者接上头后，便与上海地下党建立了关系，并在汕头籍著名翻译家、共产党员柯柏年等介绍下入了党，成为“左联”屈指可数的年轻女作家。作为职业革命者的冯铿，从此胸怀共产主义理想，手持两种武器——传单与革命文学作品，向黑暗的社会发出阵阵怒嚎，“冯铿”这个名字也由此在上海滩上不时引起人们的关注。甚至在革命战斗中，冯铿也常常把自己的女性身份忘记了，只要组织交待的任务，无论多么危险，她总是义无反顾冲在前面。许多次她怀揣革命传单，在大街上遇见巡逻搜身的反动警察，而毫无惊慌之色地混过敌人的耳目，总令同志们刮目相看。

确实，她内心深深爱上了浪漫而又在鲁迅身边的柔石。柔石也把她当作自己的妹妹一样左一个“梅”，又一个“亲爱的梅”……但冯铿仍然守着自己的丈夫许峨，并在忙碌之余，利用每天乘电车的时间，亲手为爱人织了一件蓝色羊毛背心。

“你常外出，还是你穿吧！”许峨把深深的爱留给了年轻妻子和战友冯铿。

正是这件羊毛背心，在解放后寻找龙华烈士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证明。

历史的镜头应当转到解放初的1949年12月6日，一位革命幸存者写的一篇怀念牺牲的战友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立即引起中央有关领导和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的重视，之后民政部门和公安部门联手寻找被杀害的在鲁迅笔下出现的24位“龙华烈士”。然而因为敌人是秘密杀害这些烈士的，时间又比较久了，当事人基本找不到，听龙华附近的百姓所说的也非那么清晰。最后，公安和民政部门的人在原国民党淞沪警备区司令部后面的一个烟囱旁挖出了一堆已经腐烂的尸骨，由于时间过长，死者的模样根本没有了，唯有一些残留的遗物，其中一个死者身上的一件蓝色羊毛背心仍颜色依旧，没有腐烂（此物今天仍在龙华革命烈士纪念馆）。之后，有关部门请烈士亲属去认辨，冯铿的爱人许峨一眼就认出了这件毛衣。这样，在鲁迅笔下愤然了近二十年的“记念”，终于获得证实，“龙华二十四烈士”的惨案从此再度昭之天下……

这被害的24位烈士，他们个个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不仅因为他们牺牲得突然和“冤”，更是这些烈士生前的革命理想和信仰的境界胜于一般人，甚至胜过自己的同志。其中那位在柔石笔下十分可爱又充满革命热情的纯真的17岁少年——欧阳立安，更令人心生敬意。

欧阳立安是长沙人，他一家都是革命者，父亲欧阳梅生是早期的共产党员。母亲陶承在1958年通过口述的方式，出版过一本回忆录《我的一家》，这本书后来成为我们那一代人都知道的红色经典传统教育读物。陶承17岁时嫁给了在长沙第一师范学院读书的欧阳梅生。婚后不久，欧阳梅生便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陶承也渐渐跟随丈夫一起进行地下革命活动。两人一共生育了立安、应坚、本双、稚鹤、本纹、双林六个子女，一家人在兵荒马乱的岁月里几度分分合合。首先是欧阳梅生因局势变化前往汉阳工作，陶承不久后也带着部分子女前往汉口，从事地区机关掩护工作。1928年欧阳梅生积劳成疾去世，陶承又带着孩子们先后辗转于上海、武汉、延安等地工作，其间女儿本双、双林病逝，大儿子欧阳立安在上海牺牲，“老四”稚鹤在延安牺牲。

在家中排老大的欧阳立安，生性活泼，也比较淘气，曾因惹事害怕被父亲责骂，竟跟陌生人跑出去到湘潭当兵，后被母亲找回。在父亲的影响下，欧阳立安在小小年纪就加入到了革命的浪潮之中，并逐渐变得成熟。1926年北伐军进入长沙时，省会各界在教育会坪召开欢迎大会，欧阳立安被推选为学生代表到台上发言。当时，只有12岁的他，因身材矮小，只能站在凳子上宣讲。省工人纠察队成立后，父亲带着他去看纠察队的训练，之后他成为了“秘密小交通员”，帮助父亲传递各种秘密文件。在汉阳时，他再次当起小交通员的角色，每天把向警予、谢觉哉编辑的《大江报》分发到汉阳各地的联络点。因为年纪小，所以欧阳立安常常能瞒过敌人的眼睛，成长为一名出色的红色小交通员。

父亲去世后，欧阳立安到了上海，继续他的“小交通员”地下工作。后他被派去苏联学习，由何孟雄介绍入了党，虽然他只有16岁，是中共党员中的特殊小党员，但资格不算小，已经从事革命工作好几年了。归国后，欧阳立安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委员兼上海总工会青工部部长。1931年1月17日，欧阳立安按照组织的通知，来到天津路的中山旅社开会。后会场被敌人包围。被捕后，敌人从他的住处搜出参加少共国际会议的证件及党内文件，至此，我们的红色小交通员已经无法隐藏自己的身份，于2月7日晚，一个仅有17岁的年轻生命，倒在了敌人的枪口之下……

“龙华二十四烈士”牺牲至今，已有88年了，然而我从最近看到的一则由湖南媒体记者写的一篇文章中得知，仍有像其中的刘争和段楠的烈士，他们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都是用的化名，所以牺牲后很久不知他们是哪儿人，家里的亲人又是谁，他们的真实名字又叫什么，而且他们牺牲时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刘争和段楠等湘籍英烈，就是在88年后的今天才魂归故里。

呵，这就是为我们共和国成立献出年轻生命的革命者，他们只有理想和热血、信仰与忠诚，别无其他。

在“龙华二十四烈士”中，还有一个故事撼天动地，这就是一对在囚车上举行婚礼的年轻夫妇，他们的名字叫蔡博真和伍仲文。

有关这两位烈士留下的史料几乎各自只有几百字，尤其是蔡博真，到今天仍不知道这位烈士到底是哪年出生，只知道他的生命最后时刻是1931年2月7日晚。有关他的简历也十分简单：广东梅县人，曾参加过1927年12月广州起义，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回国后，任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和中共江苏省委沪中区委书记。

妻子伍仲文，原名伍杏仙，广东南海人。1903年出生。曾在县城唯一的女子高等学校求学。在大革命浪潮影响下，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1924年到广州，入何香凝领导的妇女职业学校，接受革命的熏陶。1925年参加了邓中夏、陈延年领导的省港大罢工，在妇女部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冬赴苏联学习。1928年年秋回国，在上海中共法南区委工作，负责指导青年运动。后在吴淞区委、闸北区委工作，领导丝厂、纱厂的女工运动，曾担任共青团闸北区委书记。这是位把革命工作放在第一位的女共产党人，按照那个时代看，一位28岁的女性还没有结婚，是很少见的。

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么他俩应该是在苏联学习时相认识或者开始相爱。来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时，正值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或许这对相爱的同志根本没有时间考虑自己的婚姻大事。然而命运却不得不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以一种完全不可想象的方式，在囚车内举行了一场特殊婚礼——

1931年1月17日，蔡博真和伍仲文被一起逮捕后，于19日一起被押往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就在这个时间点上，从租界到龙华的路途上，囚车里的同志们（注意，这个时候其实不止最后敌人杀害的24人）听蔡博真在念叨，说：“我和仲文同志刚才在敌人的审讯时承认是夫妻，其实我俩因为工作太忙，根本没有来得及考虑结婚，更不用说举行过婚礼呢！”

“哎呀，你们既然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呀！”于是囚车内就有人提议说，“这回我们的案情很复杂，还能不能出去都说不准。我们何不在这里为你们举行一个特殊婚礼呀！”

“对对，革命夫妻一场，不能没有一个仪式嘛！来，我们就给你们来个囚车上的婚礼……”

“太好了！囚车上的婚礼！”全囚车的“犯人”顿时欢呼起来，情绪激奋而又高涨。

蔡博真用深情的目光征询伍仲文。

秀美的伍仲文脸颊一红，以温情的眼神作了一个回应，继而将头贴在蔡博真的胸前……

“好——现在我宣布：革命战士蔡博真和伍仲文女士的婚礼开始——！”

“夫妻对拜 ——革命拥抱！”

在同志们的欢呼声中，蔡博真和伍仲文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尽管铁镣锁住了他们的手脚，然而这对为了革命工作还没有来得及生活在一起的恋人，此刻紧紧地相拥在一起，紧紧地……

“干什么？干什么？不许吵吵……”押车的军警人员不知囚车内发生了什么事，一个劲儿地用枪托和警棍敲击着车厢。

而此刻，囚车内的革命者们为了让婚礼上的这对新人能有更多时间相拥相爱在一起，他们集体高唱起《国际歌》——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

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们！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

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

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

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那一刻，沿途百姓，惊愕地张望和目送着一路歌声的囚车……

那一刻，依偎在爱人胸膛前的伍仲文抬起一双泪眼，仰首凝视着她的新郎蔡博真，而她的爱人则将炽热的双唇轻柔而又坚定地贴向她的双唇……

那一刻，天在哭，地在恸，云朵则停住了脚步，想着让这对革命新人能够多一点时间沉浸于无尽的幸福之中……